在中国传统文化圈中，《易经》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，绝大多数人其实都不知《易经》到底为何物，但在各路大师的鼓吹之下，《易经》被神化成了一个蕴含人类所有秘密的藏宝库，一个可以点石成金的金手指。人们以为《易经》能够未卜先知、预知未来，却不知被过度神化的《易经》往往成为藏污纳垢之所。不久前暴雷的鼎益丰金融骗局，隋广义以“禅易投资法”之名，而行庞氏骗局之实，涉嫌诈骗资金超过1300亿元。这也是触发我写下这篇文章的一个契机，我想说明的是，《易经》作为一本古代的图书，究竟是如何被一步步的推上了神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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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易经》是什么？

       《易经》亦称《周易》，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图书之一。现在一般说的《易经》其实包括了最原始的“经”和后来阐释经书的“传”两个部分，“经”包括64卦的卦象、卦辞以及384爻的爻辞；“传”包括对卦象、卦辞和爻辞的各种解释，共有十篇，也称为“十翼”。

      《易经》的“本经”部分十分古老，所谓《周易》一词，大概可以说明它出现在周朝时期，而作为解释经书的《易传》部分，则是出于后人陆续的添加，大概出现在较晚的秦汉年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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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古代社会为什么会出现《易经》这样一本书籍呢？我们现在知道，还在商朝时期，商王就特别重视占卜，不论大事小事，都要向天地鬼神祷告询问一番。方法是委托专职人员，用特制的工具在龟甲或牛骨上钻孔，根据裂纹的形状来判断吉凶祸福。同时，负责占卜的人员也会用简短的文字，把占卜的事项及结果在龟甲牛骨上刻录下来，这就是甲骨卜辞，也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系统——甲骨文。

       随着商朝的灭亡，刻有文字的龟甲牛骨也被埋藏于地下，时间一久，人们就忘记了还有这么一种东西的存在。直到三千年之后的1899年，清代学者王懿荣生病去抓药，偶然在中药铺发现刻有文字的骨头碎片，怀疑是一种古代的文字，这才揭开了甲骨文的千古之谜。

       商周时期，国王的宫廷中除了专业的占卜人士，还有另外几种宗教神职人员。

       一种是长于通神的“巫”，他们在进入迷狂状态后，可以代为表达神意；

       一种是精通祭祀的“祝”，他们掌握了祭神所需复杂的仪式和冗长的赞歌；

       一种是善于记录的“史”，他们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专门负责记录国王家族的光荣事迹；

       最后就是上面说到专门预测吉凶的“卜”，商朝是用龟甲牛骨来进行预测，程序较为复杂。

       周朝则是用一种筮草来排列组合，相对更为简单，二者合称为“卜筮”。以上四类服务于国王的专业人士，后人称为“巫祝史卜”。

      《易经》的本经部分有六十四个卦象，每卦由六爻组成。每一卦有一句卦辞，每一爻有一句爻辞，而乾卦和坤卦分别多一句爻辞，这样就有64句卦辞和386句爻辞，据统计共有5016个文字。

       我猜想，很可能在周朝时期，《易经》就是一个有关预测吉凶的检索系统。卦辞或爻辞，来源于过去历代国王占卜的实录，这既是历史的经验，也是神圣的预言。而当时的“史”或“卜”，需要经常回答国王有关历史事件和吉凶祸福的询问，他们把过去历代记录下来的国家大事编撰起来，成为一种内部人员掌握的手册。一旦有了事情，他们通过对筮草排列组合得到的数据，检索《易经》相应的条目，就能够更快捷、更权威的回答国王的提问。

       也就是说，《周易》是在周代发展完善起来的一种天命灾异预测及解释系统。

02

《易经》在先秦及汉初的地位

       在中国历史上，相传有六种最为古老的经典书籍，分别是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，历来被称为“六经”或“六艺”。后来到了汉代，因为《乐》有谱而无经，学者把它去掉，是为“五经”。

       据顾颉刚先生的考证，在战国以前，其实人们只提到诗、书、礼、乐四种。严格的讲，《诗》和《书》是有文字记载的图书，而“礼”和“乐”则是一种实际操作的事情。所谓“礼”就是王室及贵族如何祭拜天神，如何相互交往的礼仪。而“乐”就是305篇的《诗》应该如何吟唱的曲调，以及祭祀、宴飨时演奏的乐曲。经历秦火战乱之后，古代的礼乐已经失传，但汉代人根据古代的记载，非得要整理出一种书面的《礼经》，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《礼》实际上出现在汉代。而“乐”作为曲调只能师徒相传，汉代人一时半会弄不出来，只好以亡佚处理。

       春秋时期，古代的贵族学术是以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“四艺”相传，作为占卜之术的《易》大概只在周王室专职的史、卜之间流传，尚不能登大雅之堂。

       战国以后，王室衰微，诸侯并作，史卜流散，知识下行，《六经》之中才有了《易》的名称。可见在春秋时期，《易经》并非古代最为重要的典籍。

       战国末期，秦始皇打败六国统一天下后，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，开始烧毁古代的经典图书和民间的各种著作，造成了文化的大破坏。但秦始皇却没有下令焚烧《易经》，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“所不去者，医药、卜筮、种树之书。”

       原来在秦始皇眼中，《易经》与医药书、种树的书一样，都是一种实用的技术，与意识形态无关，也可见《易经》在秦朝的学术地位。

       秦朝历史短促，秦末群雄争霸，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朝后，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，建国几十年间都实行一种修养生息、刑德并举的治理模式。

       一直到了汉武帝时期，在公元前140年，汉武帝下令，要求各地方官员推举贤良方正之士到朝廷任职，各地选拔上来了一百多个读书人，其中有个最优秀叫做董仲舒。针对汉武帝的提问，他给汉武帝献上了著名的《天人三策》，其中提出了天人感应、君权神授、抑黜百家等政治文化策略。

       又过了五年，汉武帝下令设置“五经博士”，也就是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这五种经典学术分别设置“博士”之职。“博士”之称，起源于秦朝，相当于是各学科的专家，汉代也援用其名。由于皇帝的重视，“博士”的地位高、待遇好，就像获得了国家正式编制，吃上了皇粮。这样一来，全国各地的读书人都趋之若鹜，开始认真拜师学艺，苦读这五部经典。

       为什么叫做“五经博士”呢？因为之前汉文帝时候，只立了《诗经》《书经》博士。到汉景帝时期，增加了《春秋》博士。汉武帝则补足了《礼经》和《易经》，一共有五种，所以称“五经博士”。但由此可见，在彼时的文化观念中，《易经》尚排在五经之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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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易经》在汉代的崛起

      《易经》地位出现转折性的变化，是在西汉末年。当时有一位大儒名叫刘歆，其父刘向也是著名的经学家。刘歆担任国家最高文化官员之后，首次提出“《易》为之原”的主张，来了一个大反转，把《易经》列为了六经之首。

       我们可以在刘歆之前的古典著作中看到《六经》原来的顺序：

       孔子在《论语》中说：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

       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：“孔子以诗、书、礼、乐教。”

       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》中说：“诗、书序其志，礼、乐纯其美，易、春秋明其知。”

       但自刘歆之后，六经的排列顺序变成了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。刘歆为什么要把《易经》拔高到六经之首的地位呢？

       分析起来，大概有内外两种原因。

       外因就是时势所趋：

       自汉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的意见后，天人感应学说成为汉代学术的主流。比如董仲舒在《天人三策》中说到：“国家将有失道之败，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，不知自省，又出怪异以警惧之，尚不知变，而伤败乃至。”

       也就是说，天子与上天之间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。上天能够预示人间的吉凶祸福，而帝王的行为也能够感应天道。这样一来，哪里地震了？哪里发了洪水？哪里出现了彗星？都成了国家兴衰的预兆，天人感应成为汉代人的一种文化共识。

       而《易经》作为一种占卜预测的书籍，在这种好言灾异的时代背景下，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。随后就出现了孟喜、京房这样屡屡受到皇帝接见的易学预测大师，《易经》仿佛成为了一种承载“天人之道”的奇书。

       内因就是大儒刘歆的文化谋略：

       我们知道古代的王朝更替，主要就是通过暴力革命，推翻旧王朝，建立新王朝。但在战国时期，有一个叫邹衍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国家兴衰的总理论，称为“五德终始说”。他说，历史演变是按照土、木、金、火、水这“五行相胜”的规律进行的。古代帝王各有自己的五行之德：

       最早的帝王是黄帝，五行属土。

       夏禹王五行属木，木克土，所以能够继黄帝而称王。

       商汤王属金，金克木，所以商能灭夏。

       周文王属火，火克金，周又灭商。

       这样，“五德终始”理论就为血淋淋的王朝更替披上了一件历史必然性的道德面纱。

       后来，就连暴虐的秦始皇也愿意采用邹衍的理论，说秦朝属水，水能克火，以此证明秦灭六国的政治合法性。

       西汉末年，王莽是当时皇后的侄儿，刘歆与王莽青年时期同为皇家的“黄门郎”，由此结下了友谊。王莽掌权后，委任刘歆出任了国家天文台台长（羲和之官），并全面领导国家的文化事业（典儒林史卜之官），而刘歆则通过伪造篡改古史，来为王莽执政提供合法性依据。

       由于王莽也是读书人出身，为了不在历史上留下篡权的骂名，故意效仿古代尧、舜、禹的禅让传统。

      以前邹衍的系统，朝代更替是通过蕴含暴力革命的“五行相胜”方式；

       现在为了实现非暴力的和平演变，刘歆就帮王莽重新设计了一个新的“五德终始表”，采用了“木生火、火生土、土生金、金生水、水生木”的“五行相生”系统。

       刘歆在《易传》中找到一句话“帝出乎震”，视之为天启之言。由于震为东方之卦，五行属木，所以最早的帝王应该从“木”德开始，代代传承循环。刘歆重新增扩了中国古代帝王世袭表，加上了许多传说中神话人物。他把汉高帝刘邦定为继承炎帝和尧帝的“火”德，把王莽定为继承黄帝和舜帝的“土”德，根据“火生土”的五行相生原则，为王莽取代汉室、建立新朝提供理论依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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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《易传》里的一句话，就可以成为改朝换代的天启神命，在汉朝好言灾异、谶纬流行的文化氛围中，《易经》非得登上神坛不可了。

       不过刘歆重新排列《五经》的秩序，在当时也遭到了其他学人的批判，《汉书》中记载，左将军公孙禄就认为刘歆“颠倒五经，毁师法，令学士疑惑。”

04

《易经》在宋代的复兴

       汉代以后，从魏晋南北朝到有唐一代，来自印度的佛教大规模进入东亚，佛教对时空结构、生命轮回、因果关系这些形而上的东西都有一整套的思考与描述，而这正是传统儒学所欠缺的内容。

       大家可以思考几个问题：茶圣陆羽为什么是在寺庙里学会了茶艺？被神化的功夫易筋经为什么是由佛教的僧团传承？著名科学家僧一行为什么是一个出家人？武则天为什么要礼拜高僧作为国师？

       可以说，当时的情况就是，西风东渐，谁首先学习并掌握了来自印度-伊朗的先进文化和技术，谁就引领了当时的时代潮流。

       但为什么面对佛教的文化入侵，唐朝的知识界并没有给予大规模的抵抗呢？

       一个可能的答案是，具有鲜卑血统的的李氏家族建立的唐朝本来就是一个双重帝国，他们一方面以天可汗的名义统治西北游牧民族，一方面以皇帝的身份统治中原的汉族。所以，唐朝对外来文化更多的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。

       唐朝诞生了许多著名高僧与抒情诗人，却罕有经学家的名声。直到中晚期之后，随着唐王朝汉化程度的不断加深，反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呼声才日益高涨起来。最严重的是发生在唐武宗时期的灭佛事件（公元840–846年），大量佛教寺院被拆毁，僧尼被迫还俗。景教、祆教等其它外来宗教也未能幸免，由此一蹶不振。

       到了宋朝立国，则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单纯的汉民族国家，地域缩小到唐代最盛期的四分之一。由于外有辽国与西夏的虎视眈眈，宋代知识分子普遍存有一种民族与文化的焦虑，比如北宋文人石介写有《中国论》一文，对佛教的影响忧心忡忡；而欧阳修则写有《正统论》，反复强调怎样才算是华夏文化的正统。

       在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氛围下，为了回应外来文化的冲击，宋代的知识分子开始在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相应的替代品，而这种新文化需要满足两个条件：一方面它要是本土的，可以满足中国人的文化自尊；另一方面它也是超越的，足以抗衡佛教的形而上学。

       北宋学人在传统经典之中翻来覆去，最终发现言辞古奥、意蕴玄远的《易经》可堪与佛经相匹，庶几能够补足传统儒学所欠缺的部分。经过北宋几代文化大师的努力，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吸纳与对传统儒学的改造，最终造就了宋代理学这一新兴的本土学派，而《易经》则成为这一体系中的形而上学基础。我们可以从周敦颐的《太极图说》一文中，看到他试图取法《易经》，融合佛儒的思想趋向。这就是宋代易学的复兴。

       所以我们看到被称为“北宋五子”的理学创始人：周敦颐、邵雍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，莫不都是精通易学、出入释老的大家通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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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易经》在近代的回响

       清末民初，《易经》又经历了一次较小复苏的浪潮，但其涟漪也一直波及到今天。

       时至清朝晚期，中国社会再一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，如果说上一次是来自印度的佛教、这一次就是源于欧美的科学。

       由于中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端，外来文化往往是从西边传播过来，当时人们统称为“西学”，而“西学”的主体，其实就是后来所说的“科学”。“科学”一词，本来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学者对science 的翻译，大约在1900年前后被严复、康有为、梁启超他们那代学者引入中国。

       由于传统《五经》经过了二千多年的沿革，并在明清两朝五百年间，成为科举取仕的唯一学问。在中国人心目中，《五经》基本上就是天经地义、唯一真理的代名词。所以，面对截然不同、势不可挡的西方科学，人们普遍怀有着一种复杂的心态。

       注重实效的洋务派官员，象冯桂芬、张之洞等，较早的看到了西学的威力，他们提出了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主张。这也代表了清末时期官方的主流看法：既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，所谓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又要保持传统的文化与政治秩序一万年不变，所谓“天不变道亦不变”。

       而大多数的传统知识分子，面对西学的第一反应，就是首先从传统《四书五经》的知识结构中寻找相应的比对：《孟子》中好像已经出现了“民主”的观念，《易经》里似乎早已蕴含着“科学”的起源……诸如此类。

       有人发现科学里面有很多数字公式，而《易经》、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当中也有许多数字的表达；又有人认为《易经》中一阴一阳的转换，好像与数学二进制有些类似。甚至有人传言，《易经》启发了德国的莱布尼兹发明了二进制；据说科学需要遵循一种严密的逻辑推理，但随即就有人指出，这种理性原则过于呆板，《易经》遵循的是一种更为高级的灵性思维。

       总之，当时人们力图证明：你西方有的东西，我们古已有之。你西方没有的东西，我们古已有之。鲁迅先生称其为“阿Q精神”。

       而现实情况是，儒生们还在坐而论道，科学的发展却日新月异。到了20世纪的上半叶，面对西学浪潮，即使是最为保守的儒家知识分子，他们苦思冥想的问题已经是：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像宋代理学那样，再次吸纳转化、自我革新，打通走向科学与民主的通道。后来被称“现代新儒家”的群体，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

       余英时先生曾经对“现代新儒家”有一个解读，他认为，如果把所有对传统文化抱有温情与敬意的民国学者都称为新儒家，明显词义过泛。严格意义上的“现代新儒家”应该是熊十力先生以及他的三个弟子牟宗三、唐君毅和徐复观。

       现代新儒家毕竟都是知名的哲学教授，他们自然抛弃了文理不通的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。正所谓“体用不二”，有什么样的种子才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实。如果传统《五经》真是永恒不变的宇宙真理，那为什么却没有产生出现代文明这一新生的事物呢？

       所以熊十力先生不得不承认，中国文化早已是沉疴久病，“目前最急者，唯新哲学产生一事”。他早年致力佛学，后来则倾心《易经》，“张口真如，闭口大易”（张中行语），就是力图从传统《易经》入手，翕辟成变，重建中国文化的本体。

       但显然，新儒家们并没有完成他们立下的宏图大愿，因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即使从西方的角度，“科学”的诞生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渊源，但主要还是近代以来的产物。《周易》不是“科学”，《五经》中也没有“民主”。清人章学诚早已指出：“六经皆史”。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，都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古代典籍，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中国远古时代的社会状况。但若执迷《五经》以重塑中国文化的本体，实在是对时代的错判。

06

象数与义理

      《易经》自古以来就有“义理”与“象数”两大流派，简单来说：

       “象数”侧重在吉凶祸福的预测，

       “义理”倾向于生活哲理的阐发。

      有人以为《易经》的象数预测非常神奇，但试想：现在一天之内，你就可以环绕地球；手持一个小盒子，就能与全球任何人通话；足不出户，就可以阅读有史以来大部分的文字信息。……如果这些你都不觉得神奇，却盲信于一种似是而非的卜筮预测，这难道不是一种认知上的迷失？

      但《易经》中的义理之学，如果经过合理的阐释，仍然具有社会学上的价值。

      清人龚自珍有一天翻读《易经》，有感世事变易无常，遂有七言古诗一首。诗云：

      未济终焉心缥缈，百事翻从缺陷好。

      吟道夕阳山外山，古今谁免余情绕。

     《易经》共有六十四卦，第六十三卦名为“既济”，第六十四卦名为“未济”。“济”的本意是渡河，引申为事情成功。“既济”就是成功渡河，“未济”就是未能渡河。《易经》为什么要在最后一卦里说事情未能成功呢？

      龚自珍浮想联翩：也许，留有一些缺憾的人生就是最好的人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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